也许大家都看过《辛得勒名单》，我们能深深地感觉到犹太人在二战其间的苦难，也曾听说在中国有一段犹太人的生活史，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为人所熟知，而使得这段历史蒙上了神秘而浪漫的色彩。正是带着这种感觉，我和一位上海的朋友到了虹口附近的民居区，还有摩西会堂走了半天，随身只带了Panasonic F7 DC,由于光线很暗，而且都是手持偷拍的，多数照片虚了， 只想跟无忌的网友分享一下自己的感受，很多地方都是耳闻的，欢迎予以补充和指正，但希望不要牵扯到政治上。
在摩西会堂接待我们的是一位慈祥的长者，我们叫他王老师。王老师生于1919年，从小就生活在摩西会堂这里，他曾经在美资TAXCO做学徒，因此会讲流利的英文，他带着我们和一对从英国来的犹太夫妇参观了摩西会堂，并向我们介绍了当年的一段历史：
犹太人在中国主要在两个地方生活过，一个是开封，那是一千多年前从现在的伊拉克附近地区随丝路来到中国生活的，现在已经完完全全跟中国人同化了，他们的后裔看上去跟我们中国人一模一样，只是户口本里有所标示。据说还有个别留有波斯人的外貌特征。还有的就是二战其间逃难到上海的犹太人。
从1933年到1941年二战其间，上海先后接纳了3万多名犹太难民，除了其中数千人经上海去了第三国外，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，仍有25000名左右犹太难民把上海当作他们的避居地。上海成为二战期间拯救欧洲犹太人的"诺亚方舟"。
那时，欧洲犹太人的处境十分危急，一方面希特勒的屠刀已高高举起，另一方面，英、美等国却借种种理由将他们拒之门外。最具有讽刺性的是：在1938年召开的讨论犹太难民问题的埃维昂会议上，所有参加国都对犹太人的处境表示同情，但没有一个国家明确表示愿意接收多少犹太难民。就是在这样一种"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"的情况下，面临死亡威胁的欧洲犹太人不得不将绝望的目光转向遥远的东方。
当时的上海正值日军占领后的特殊时期，日本占领军、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三方在上海各行其政，使得上海处于一种"护照签证失控"状态，即外国人进入上海不需要签证，也不需要经济担保，更不需要预先找到工作及出具警方提供的品德证明，这就给欧洲犹太难民的移入提供了一种可以利用的管理缝隙。这对于许多被关过集中营，而又身无分文的欧洲犹太难民来说尤为重要。 同时，上海人民在自己也沦为难民的艰难条件下，无私地给欧洲犹太难民以鼎力相助，体现出世界主义的"大同"情怀和人类在危难之中难能可贵的同情心，一些在上海的犹太人和犹太组织也积极提供安置救援，这些都是欧洲犹太难民能够在上海生存下来的重要原因。
在当年，犹太移民也带来了大量的财富，很多显赫一时的大家族使上海的外貌发生了改变。象我们熟悉的外滩上的和平饭店，AIA大厦等，就是其中最显赫的SASSON所有。沙逊家族早先是巴格达地区的首席财政官，后为逃避当地的反犹狂潮迁移到印度孟买，并在那里重振旗鼓。1843年上海开埠后，大卫·沙逊在上海设立了沙逊洋行上海分行，积极开展对华贸易。1864年大卫·沙逊病故后，次子伊莱亚斯·沙逊于1872年自立门户，建立了新沙逊洋行，并逐渐取代老沙逊洋行，成为沙逊家族在中国特别是上海的代表。随后，伊莱亚斯的长子雅各布爵士长期坐镇上海，鼎力发展在华业务。1916年雅各布去世后，其侄维克多继任新沙逊洋行之总管，除继续发展进出口贸易外，还大力投资房地产和工业，使沙逊家族财富大增，到30年代成为上海滩上首富。二战结束后，沙逊家族将大量资产转移出上海，并将新沙逊洋行总部迁往巴哈马群岛的拿骚。战后几乎所有的犹太人都迁到了欧美及以色列。
就在王老师介绍其间，我独自走上了摩西会堂的小阁楼，一个人站在那昏暗的环境当中，一丝阳光从小窗投射进来，一切都充满了怀旧和伤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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